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如何完善？中国改革朝何方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如何聚力？7月21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决定》提出，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指出，到2029年的未来五年是大国博弈关键期、从不平等博弈向平等博弈的关键期；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是中国突破“李·约瑟之谜”，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完成新质生产力全面突破的五年关键期；也是全面控制风险的关键五年。

这份被寄予厚望的《决定》共15个部分、60条，提出300多项改革举措，被称为“党历史上又一重要纲领性文献”。《决定》全文66次提到“改革”字样，59次提到“建立”字样，涉及相关制度、机制、体系。谋划了诸多国计民生事项，囊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企民企发展、城乡融合、收入民生、土地制度、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科技和产业等领域的变革。

诸多举措包括：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推进能源、铁路、电信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

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给中国宏观经济治理带来了诸多风险挑战。在此背景下，如果继续沿用以往的调控方式，不仅调控效能不足，还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党中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最新理念。《决定》强调了，“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要求。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徐善长表示，这意味着将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推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值得关注的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先牵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促进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多位专家表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推进改革所需的科学方法，也是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认为，释放经济潜力，需要改革。当前，美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6万多美元，新加坡接近7万美元，中国约为1.3万美元。高收入的经济体，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50%以上，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人口不足30%，中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国内法治建设方面，《决定》还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金融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反跨境腐败法。

与此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风向依旧未变。服务业领域，《决定》要求，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刘元春强调，制度型开放需要有一系列新模式、新抓手，当前很重要的就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向《财经》表示，《决定》传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要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好、把中国经济建设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大国的现代化，还意味着应当形成全球视野和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接下来，全面深化改革，如何落地、谁来落地，需要汇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决定》锚定的重要目标之一。《决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决定》提出，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

对此，业内专家指出，前些年，一些部门推出的举措，没有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出现各吹各的调，甚至互相拆台的现象。更为可怕的是形成反向合力，造成所谓的“合成谬误”，导致经济增长承受不应有的压力。《决定》提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有的放矢。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指出，未来五年宏观调控思路可能将更加注重“治理”。《决定》新提出“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这涉及如何具体落实党对科技、金融、财政等重大经济事项的领导，需要从机构改革、战略规划、统筹协调上形成明确机制。

如何衡量一国宏观治理的专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水平和能力？张燕生指出，和美国对比，可以从三个指标看中美宏观治理能力的差异：一是比较两国的名义GDP之比，二是比较两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之比，三是比较两国的ROE资产净收益率之比。

经济治理方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有特定目标，包括保持经济稳定、实现可持续增长、降低失业率、控制通胀率等。特定情况下，也会涉及结构与产业维度，但并不普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疫情期间，中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宏观政策，前者侧重拉动基建投资，后者则选择直接发钱刺激消费。黄益平分析，中国经济进入后疫情时期，出口、投资和消费都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是总体来说，经济增长的力度还是不太强劲。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资产负债表的收缩。三年新冠疫情期间，家户消耗了大量以前积累的储蓄，企业则增加了不少负债。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同比增长5%，但消费增速有所放缓。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是近一年来的最低值。去年11月，这一增速为10.1%。受疫情疤痕效应、楼市调整，以及前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等影响，当前居民消费仍然偏弱。

黄益平认为，新冠疫情期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低于预期。2023年广义的财政支出仅增长1.3%，支出扣除收入后的净支出下降了1.3%。货币政策利率经历了几次小幅的下调，但因为通胀率下降幅度更大，实际利率有所抬升。总体看，宏观经济政策尚未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的疲软态势。而今，宏观经济格局，从过去的“易热难冷”过渡到了现在的“易冷难热”。

黄益平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有很多独特之处。中国的财政部和央行都是政府的组成单位，按说政策协调应该很容易。但实际并非总是如此。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经常听到央行官员呼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部官员则主张更大力度的货币政策。央行和财政部都很重视“保存政策空间”，以备未来不时之需。然而，宏观站位与部门站位有时候有差别。

黄益平举例，财政短期不愿扩张太多，但如果经济不活跃，反而可能提高将来财政状况恶化的概率。政府重视3%的财政赤字率的红线，多数年份都将赤字率确定在3%或以下。但近年来中国广义的财政赤字率远远超过3%，2023年和2024年各发行1万亿元的专项特别国债。问题是，特别国债分配、使用的门槛比较高，直接影响了财政扩张的实际效果。

此次公布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

黄益平表示，需要加强财政、货币与行业政策之间的协调。现在党中央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更有可能做到不同的政策之间相互配合、劲往一处使。

黄益平建议，将“逆周期调节”放在“跨周期调节”前面。目前需要加大宏观政策的力度，尽快把已经安排好的财政开支落实下去。应该改变“重投资、轻消费”的理念，理直气壮地用财政支持消费增长，包括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高培勇还强调，伴随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改变，宏观经济治理的底层逻辑也在变化。经济下行还是过热，通常会被归结为供求失衡，对策都是逆周期调节。“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需求不足加需求，供给出问题调结构，这是一种长期的思维定势。

高培勇指出，“稳预期”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头戏。只有居民和企业的预期稳定、信心增强，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化解，源自需求和供给两翼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减轻，进而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才会有相应的基础和保障。

黄益平也强调，宏观经济政策改变总需求有两个机制，除了财政或货币政策调整，另外则是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比如刺激政策宣布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都觉得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如果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决定》提出的四方面举措包括：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外界分析，地方财政面临压力是推动财税改革的直接动因。2023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达到10.3万亿元，超过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9566亿元，说明中央给地方转移支付比自己本级的全部收入还多，一部分是靠赤字融资转移给地方。而中央本级支出3.82万亿元，赤字是4.16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央本级支出全部依赖赤字。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数据显示，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3.6万亿元，超过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21.7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方占比为86.1%，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分析指出，当前，中央到地方财政都比较困难，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机构运行的经费不足。面对这种情况，中央财政适当增加赤字，转移到地方特别是基层是必要的，但是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面对的是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央支出占比普遍在50%以上，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为61%，中国中央支出占比过低不足12%。因为一些本来应由中央承担的事权确定为地方事权，或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

《决定》提出，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确需委托地方行使事权的，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安排资金。

收入也需要调整。楼继伟介绍，地方财政收入主要靠央地共享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国内增值税都是中央地方五五分享。地方的独立税种主要是契税、资源税、印花税等小税种，2016年营改增后营业税没有了。十年过去了，基本上没有设立适合地方的税种。

《决定》提出的举措包括：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财经》分析，目前的财税体制存在若干问题。一是，政府兜底责任不断扩张。二是，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三是，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不合理，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缺乏地方税主体税种，尤其是土地财政下行进入通道后，有必要增强地方可支配财力。四是，宏观税负持续下行。五是，预算体系中缺乏资本预算，预算体制有待健全以及国家资产负债表在财政管理上发挥作用不足。

当前，还亟须解决宏观税负持续下降的问题。广义宏观税负，即剔除重复计算后的四本预算收入之和/GDP。楼继伟指出，倘若扣除四本预算交叉重复项，2023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仅为26%，低于同等收入国家水平（30%左右），低于发达国家（35%以上）。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2035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是难以应对的。

针对如何扩大税源，《决定》提出的举措包括：优化税制结构。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制。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罗志恒向《财经》表示，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是奔着问题去改的，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税制、实现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着重减轻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稳定宏观税负和盘活存量资产，这些举措将有利于解决当前短期财政紧平衡和债务风险问题，也有利于更好发挥财政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财力保障和制度支持。

罗志恒建议，当前稳定宏观税负，一方面是推动减税降费从规模数量型转向效率效果型，另一方面是研究新经济形态下的税收体系。比如，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部分尚未纳入征管的经济活动可以成为新税源；研究探索数字资产税等。还要看到平台企业主要注册在北上广、江苏，税源在各地，税收集中在平台企业注册地，税源和税收越发背离。

《决定》还要求，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广发研报分析，这将规范第一本账的非税收入；在第二本账（土地出让金等）规模缩小、弹性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激活国有资产资源存量、扩大第三本账弹性具有必然性。

此外，《决定》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优化各类存量结构调整。

张燕生介绍，此前多家官方机构在做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当前，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下，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存在程度不同的潜在风险隐患，尤其一些地区地方政府财税状况堪忧。对此，《决定》强调加强宏观的国家资产负债管理，此举或是更多为了回应人们担心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推动央地财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决定》提出，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

中金公司的研报分析，以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能降低面对面的接触成本，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较大，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不但包括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也包括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以及支持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

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同时提醒，还需要重视贸易失衡的问题。高善文表示，中国工业产出增速维持在5%-6%，位居全球第一，而且占比还在快速上升。一国无论具有多高的经济管理水平，都无法避免总需求或者总供应的波动。

中国需要重视自身经济波动对全球的溢出效应及其可能影响，趋利避害，在必要时考虑适当的贸易管理措施。

《决定》还提出，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等内容。

今年以来，外资下滑严重。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1万亿元，同比下降8%。2024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4989.1亿元，同比下降29.1%。“为什么要单方面免签呢？很多外国人不来中国，因此谣言满天飞。如果特别容易来中国，眼见为实，还有谣言吗？人的往来对吸引外资是最重要的。”

张燕生支持进一步的开放政策。

张燕生建议，进一步吸引外资，要着重解决外资的后顾之忧。一是坚持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二是针对地缘政治挑战，产业链供应链外迁现象，需要出台更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此外，提高战略互信，还应该继续推动单方面签证放开，让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发展眼见为实，做各界人士工作化敌为友，形成相互依存的国际合作关系非常重要。

钟正生分析，未来五年，中国的宏观调控思路会更加注重“安全”与“质量”，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角度，可能需要保持适度的产能冗余。同时，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上逐渐对齐国际标准。通过主动融入全球经济，应对中美经贸逆风。

《决定》还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

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表示，制度型开放最大的特点是透明、稳定和可预期，这对增强国内外市场主体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很重要。过去40多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属于政策型开放，在国内产业竞争力弱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渐进式的开放不会对国内带来突然冲击，但是不断变化的政策，也给国内外投资者带来长期预期的不稳定。

江小涓认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工具最大的特点是建立透明、稳定和可预期的开放体制，对加强国内外市场主体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尤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自2023年末以来，中国分批对12个欧洲国家、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游客和商务旅客试行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今年初，中国还与泰国、新加坡达成了永久互免签证政策。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善外国游客的来华旅游体验，包括改善移动支付、优化旅游景区预约制度以及出台单方面免签政策，入境旅行支出已恢复至2019年水平。2024年二季度跨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入境游的复苏势头尤为强劲。

中国民航局的官方数据显示，6月国际航线客运量恢复至2019年水平的86.6%，较5月的83.0%进一步提升。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分析，入境游的快速增长有利于改善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及促进商业交流，并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一定支撑。考虑到长途旅行通常需要提前规划，最近宣布的免签政策的影响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个季度持续显现。

郑永年建议，单边开放还要扩大到更多领域。即使西方对中国“脱钩断链”，仍要向它们开放。英美过去都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单边开放，成为世界高端人才、优质资本的聚集地。

郑永年表示，中国的单边开放走出了第一步，效果特别好，今后还要扩大到更多领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按照资本的逻辑，哪里有机遇就去哪里。

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如何让经济焕发活力？《决定》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告诉《财经》，《决定》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在第一条，把反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放在第一条标题下，释放了很明确的信号——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市场化的基本取向不变，这是面向所有企业家的明确信号。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曾表示，通过对42个国家的数据对比发现，政策本身对企业的投资决策没有太多的影响，企业家可以调整自己的投资决策来适应国家的宏观政策。但是，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确有比较大的影响。

最新公布的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加上台湾地区，共有133家中国企业上榜，比去年减少9家。国家电网、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等国字头的企业依然强势，但民营的中国企业上榜数量较少。奇瑞、杭实集团和拼多多均为首次上榜。正威国际集团、碧桂园控股、龙湖集团、新疆中泰集团、安徽海螺集团、潞安化工集团等企业离开了榜单。

此次，《决定》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表示，中国是发展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有些领域的市场主体本身还发育不全，需要鼓励培育企业探索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对市场的规制体系也在逐步建立，需要解决市场失灵，规制企业的健康发展。

《决定》提出，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

李锦表示，长期以来，国有经济存在分类不清、功能混乱的现象，国资管理部门存在“多龙治水”的状态，主要是国资委、财政部与发改委分头把关，相互牵制。国企使命和目标冲突，改革政策难以有效落实，很难对不同功能企业实施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国资配置效率不高，同质化严重。当前，到了痛下决心拿出大动作的时候了。

《决定》提出的举措包括：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

李锦解读，“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是一项管理革命，将有效抑制国企央企的投资冲动、过度扩张和盲目并购。一些中央企业过分追求规模扩张，低效资本占用过多，资本使用效率不高。引入经济增加值考核有利于引导国企做强主业、控制风险、优化结构，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向《财经》表示，这也有利于改善部分国企利润偏低、经营效率不高的问题。

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研究员刘贵浙还向《财经》表示，一直以来，垄断行业改革还需要自上而下的有力推进。垄断环节改革方面，《决定》还提出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民营经济。过去两年，民营经济较为低迷，民间投资有所下降。《决定》还要求，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周天勇向《财经》表示，对民营企业而言，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对企业家来说，法治是最可靠的“定心丸”，也是最好的稳定预期方式。

刘贵浙分析，长期以来，民营经济面临着市场准入难问题。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中，列有禁止准入事项6项，许可准入事项111项。而禁止准入事项的6项中，包含数百项禁止准入，民营企业无法参与。在参与许可准入领域也有诸多限制和歧视。据悉，《决定》还提出，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周天勇表示，《决定》的表述显示未来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尤其在重大技术攻关方面，很多领域国企没有优势、但民营企业有很大优势，应该强化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打造高标准的统一大市场

近几年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两个关键着力点，一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着重谋划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长期以来，全国市场“不统一”体现在：出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利税贡献考虑，地方政府往往对本地企业给予更多显性或隐性的照顾，人为限制经营者参与投标采购活动，国内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较为突出；中国电商快递物流费用占比仍旧偏高，特别是物流费用中的保管费、管理费普遍较高，物流供应链环节过多过长推高物流成本，而且交通运输环节堵点较多，城乡流通市场分割现象依然严重。各地自由裁量权较大，市场监管规则程序不一致。

《决定》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

刘贵浙表示，统一大市场改革有利于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以及隐形门槛。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建立健全招标投标等措施，对于民营企业公平参与竞争都有很大帮助。

和统一大市场相关，中国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也尚未形成高效流动的统一市场。比如城乡二元土地制度阻碍了土地资源流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认为，新一轮改革能否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关系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败。

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决定》指出，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基础制度。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彭森指出，加快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既需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蹄疾步稳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周天勇认为，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允许土地入市交易，让闲置的土地能够高效利用起来，建立土地市场很重要。劳动力要素改革的核心是促进劳动力自由有序流动，取消落户限制，推动人才要素优化配置。这两项改革长期以来推进缓慢，期待后续加快改革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中增加了第三块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表示，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是所有发达经济体市场经济的基石。《决定》提出完善产权保护、信息披露、市场准入、破产退出、信用监管等等，是改革要“立”的重头戏，是真正市场利好。

《决定》提出举措包括：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决定》要求，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推进企业注销配套改革，完善企业退出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

在刘贵浙、周天勇等多位专家看来，产权保护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关键，也是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应被列为下一步经济基础制度改革的核心。《决定》中提到的破产机制、信息披露，信用监管这些其实都是产权保护的范畴。产权保护的核心是健全司法体系，当市场主体产权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法律诉讼解决。

在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看来，民营企业对自身安全以及财富的担心不是无中生有，需要一种真正的产权保护制度，一种能够起到“神圣不可侵犯”作用的制度。

此次《决定》强调加强产权法治保障：

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

刘贵浙表示，过去存在一些政府或官员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现象。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是此次经济体制改革的亮点之一。

《决定》还提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决定》还定调了新型城镇化体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等方向。

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陈宗胜向《财经》表示，相关表述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明显利好。改革透露出鼓励城市资金逐步向农村流动的风向。居民收入由工资收入、财产收入、经营收入、转移支付收入构成。其中，财产性收入应当大大加强。城市居民创造财产性收入可以借钱做小生意、做企业，但对农村来说，主要是要盘活宅基地、房子等资源。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决定》提出的举措包括，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深化赋予特大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改革。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向《财经》表示，城乡融合发展从三个维度理解。一是新型工业化。推进区域协同，利用核心城市的资源、科技，把一般制造加工业逐渐向近域的二三线城市乃至乡村地区扩展，推动产业整体降本增效，做长做强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推动更为充分的就业。二是新型城镇化。核心要义之一是可持续，绿色降碳；要义之二是高质量，适当将城市的一部分功能向乡村地区、大城市周围的二三线城市拓展，这和城市群、都市圈乃至县域县城的培育一脉相承。

三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尹稚介绍，部分城市人群今后可能到乡村栖居，非农产业会向乡村渗透发展，乡村的产业将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增加乡村增收的核心，是让乡村所有产品在城市里找到市场，实现更好的发展与创收。这也是财富收入在城乡间更有效的二次分配过程。

尹稚指出，城乡融合的目的是缩小城乡差别，尤其收入差别。当大城市需要扩散加工业，县域和乡村可以成为大城市产业链上合格的车间；也可以成为城市的“米袋子”“菜篮子”，或是发展近郊文旅业，成为城市的“后花园”。乡村的未来更重要的是利用城市市场，推动全面转型。实际上，农业现代化也离不开城市的科技、人才资源。城乡统一市场实现无缝链接，乡村前景是很可观的。

土地制度方面，《决定》的举措包括：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深化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新型城镇化的下半场，要重视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接受《财经》采访时曾表示，长期以来，土地的使用和分配主要以城市发展为主，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形态将从高速城市化转向城乡共同发展，土地制度的安排必须考虑到乡村发展的机会，给乡村用地的权利。尹稚向《财经》指出，农民一边种地、一边打工，是兼业行为，今后将过渡到农业大户、农业专业化公司等经营模式。后者拿到土地使用权，给原来的承包权人按年缴纳租金或分红。

多年来，农民工随迁子女备受关注。《决定》的举措还包括，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尹稚指出，城镇化上半场，中国基本解决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法律障碍，今后要加大投入，解决随迁子女上学高考、受教育的连续性问题，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农民工医保跟城市职工保险的进一步对齐等问题。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这是新型城镇化下半场最核心的任务。截至2023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

“这么多年，从乡到城的生产要素几乎是单向流动，如何在下半场促进要素反向流动？”尹稚表示，中央出台过政策，鼓励离退休干部、退休教师、医务人员返乡，大方向有了，还要强化落地的可操作性。

尹稚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城乡的要素流动是双向的，古代官员退休后返乡办学，将先进的城市文明带回农村，商人也以衣锦还乡为荣。倘若能激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活力，让中国回到城市与乡村各种生产要素双向循环的时代，就能建立城乡共同繁荣的基础条件和可能性。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升，以县城为节点，优质资源将继续向乡村网络渗透。

吹皱一池春水，激活万千气象。《决定》覆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方方面面，构筑了全景图，被业界称为“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鼎新革故、改革再出发，锚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描绘的目标，牵住“改革开放的牛鼻子”，提升高质量制造业水平，锻造更强劲的生产力，将绘就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未来新图景。